言詞之外:翻譯原住民社區

弗朗西斯科的身份證明(Zaira Cortes攝)

弗朗西斯科的身份證明(Zaira Cortes攝)

2015年四月弗朗西斯科.關奇克.阿布拉西歐(Francisco Guachiac Ambrocio)失踪了,直到那年年底他才被找到。

在整整八個月的時間裡,他的家人唯一確知的是這位54歲的危地馬拉移民在布魯崙賓臣墟的一條街上被警察逮捕了,除此之外他們聽說的所有消息都是傳言。一些跟他一起打短工的人說他是在一起發生在雜貨店裡的打架事件之後被警察帶走的,還有人說他是在『派拉達車站』被帶走的,『派拉達車站』是他和那些打短工的兄弟們給新Utrecht大道6501號那家7-Eleven門前那塊他們用來等工的地方起的名字。

Translating NY他侄女的先生,26歲的Leobardo去62警察分局打聽他的下落,但那裡的警員說他們沒有查到任何關於這個人的逮捕記錄。他家里人去附近的警察分局、醫院和危地馬拉領事館打聽消息也都一無所獲。『領事館的人說他們會幫我打聽叔叔的下落,但幾個星期過去後還是沒有消息。每次我給領事館打電話都會讓我覺得更加低落和希望渺茫。』Leobardo說。

Leobardo認為他妻子的叔叔肯定是向警察報了假名字,因為他被逮捕時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件。『他是個酒鬼,有時不回家過夜,常常去“埃爾坎通”過夜。他把他的身份證放在我這裡,因為他不想把這唯一的證件弄丟了。』他說。『埃爾坎通』是賓臣墟的危地馬拉原住民流浪漢聚集的地方。

Leobardo懷疑叔叔英語和西班牙語都不好可能也是他失踪的重要原因。『他的母語是基切語我們都是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交流。他可以說一點西班牙語,但聽不大懂,他也不會讀寫。』身為社區活躍人士和基切語教師的Leobardo說。基切語是瑪雅語系的一種,在危地馬拉南部山區較為普及。『我們覺得叔叔可能認為原住民的出身很丟臉,所以才沒有要求要基切語翻譯來幫忙。』

語言學家Charlie Uruchima說,中南美洲的原住民否認自己出身和語言的情況非常普遍。『在他們的家鄉,對原住民的迫害、摧殘、逼遷和歧視古已有之,至今仍然存在,隱瞞原住民的身份是他們自我保護的方法,即使到了美國也很難改。』Uruchima說。『但這對他們自己也是傷害,一個隱形的社區無法獲得市府的關注,也就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解決他們的問題。』

Uruchima是社區初始項目『齊瓦哈塔利』的共同創始人,這個項目致力於確認在紐約的南美楚亞人的身份,他在紐約大學讀碩士學位時也曾編寫了楚亞語的移民權益手冊。他說原住民社區面臨的諸如弗朗西斯科失踪案這樣的問題遠比對翻譯服務的簡單需求要嚴重得多。『關在紐約監獄裡的原住民可能會沉默寡言,他們不會要求權益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何權益。他們也更容易觸犯法律,因為他們不懂美國的司法體系。市府可能根本沒有考慮過這些社會文化因素。』他說。

尋找弗朗西斯科

聽到弗朗西斯科被捕的消息後,記者去年12月曾與警局聯繫,Carlos Nieves警司表示當年四月警方的確逮捕過一名危地馬拉移民,但他給出的賓臣墟的地址卻不是弗朗西斯科的住址。懲教署的公開資料中也找不到任何相關線索,但記者向懲教署的媒體辦公室查問卻看到了希望。

懲教署媒體辦公室的Jack Ryan在回覆的電郵中說:『在洛克斯島的監獄裡的確關押著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的危地馬拉人,他是1961年出生的弗朗西斯科.維撤克.阿布阿茲。他於2015年四月因為攻擊被捕,下次出庭日期是12月8日。希望這些信息能幫到你。』

Charlie Uruchima (Photo by    Zaira Cortés for Voice of NY)

Charlie Uruchima (Photo by Zaira Cortés for Voice of NY)

12月6日星期天,記者親赴洛克斯島監獄,去確認弗朗西斯科. 維撤克是否就是我們要找的弗朗西斯科. 關奇克。記者經過了層層安檢,在冰冷的會客室等待15分鐘之後,懲教官帶來一位臉色黝黑、留著灰白密實的鬍鬚的男子。看到一張不認識的臉,男子轉身就走,但當他聽到自己的侄女婿的名字時,他轉過身,笑了。

『八個月來沒人探望過我,在這裡面也沒人可以說話。獄友們告訴我沒身份的人不能來探監,所以我就沒想去找我的家人。』他感動的哭着說。被問及名字拼寫有誤時,他說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寫得不對,但根本不敢要求更正。『我小學都沒畢業,我不知道怎麼跟警官說話,我也不敢跟他們說話,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為自己辯解,我的名字對他們也不重要。』他用簡單的西班牙語說。『我不知道我有打電話的權力,我不懂這個國家的法律。』他又補充說。

弗朗西斯科最初以身試法是在2007年,那時他醉酒打架刺傷了一個親戚的腿。『我當時醉得很厲害,我記得我也流血了,其他的事都是一片模糊。我親戚說警察來了,但我那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知道我做錯了事,我很後悔,上帝知道我有多後悔,我現在就是在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價。』他邊哭邊說。

那次的事件之後,弗朗西斯科在布魯崙刑事法庭上了幾次庭。『我很怕跟法庭官員講話,我聽不懂他們說什麼,儘管他們說的是西班牙語。我的朋友們都說不要再去出庭了,與其面臨被遞解的風險不如躲起來算了。』他說。但弗朗西斯科並不知道不去上庭是違法的,多年以後當時的錯誤決定給他帶來了大麻煩。2015年四月,在新Utrecht大道前的『派拉達車站』,幾個便衣警察跳下警車向弗朗西斯科走來。 『他們手裡有我的照片,他們要我跟他們走,我就上了他們的車。他們對說有我的逮捕令,因為我沒出庭,我得去住監獄。』他說。

12月8日弗朗西斯科被判入獄一年,當時他的女兒Juana已經到了紐約,但她拒絕到監獄探訪他的父親。她只會說基切語,又怕被移民局發現。她也拒絕了《紐約之聲》的採訪要求。

12月20日弗朗西斯科的侄女婿Leobardo第一次到洛克斯島監獄探訪他,並告訴他女兒已經到達紐約的消息。『你的孩子們因為找不到你擔心死了,每個週末他們都打電話來問我們找到你沒有。但是你把你的姓寫錯了,我們根本沒可能找到你,你又不姓維撤克.阿布阿茲。』Leobardo用基切語對弗朗西斯科說,之後又為記者翻譯成西班牙語。

當侄女婿告訴他他有權要求一個基切語翻譯時,弗朗西斯科難以置信的笑起來。『這兒沒人說我們的語言,我想這對他們根本不重要。』他說。『法庭給我提供了西班牙語翻譯,他們根本不懂原住民的事。』

Leobardo花了好幾個月才找到他太太的叔叔。(Zaira Cortes攝)

Leobardo花了好幾個月才找到他太太的叔叔。(Zaira Cortes攝)

但紐約市警局在過去幾個月中作出的改善或許可以避免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該局已經向警員們發放了3萬5000支裝有語言翻譯軟件的智能手機讓警員可以隨時隨地與不講英文的民眾交流。這項由『語言線』公司提供的服務是警察局長布萊頓在2015年3月宣布的警局現代化計劃的一部分,『語言線』提供包括基切語在內的眾多墨西哥、中美、南北地區的原住民語言翻譯,遇到不在其翻譯範圍之內的語言時,該公司也將求助於外援譯者。

『民眾不用非要等會說雙語的警員到場才能得到即時翻譯,智能手機消除了語言上的障礙,讓警局與社區更加貼近。』83分局警探Maximo Tolentino說。『如果警員不能分辨出具體的語言種類,他們只要接通這項服務就會有翻譯幫助與民眾溝通。』

法庭上的原住民語言

弗朗西斯科十年前因為貧窮和飢餓從危地馬拉的La Ceiba地區移民來美,他把六個孩子留給老婆照看,自己趴在一種被移民們稱為貝斯迪亞的貨運火車的頂上穿越墨西哥來到美國。

三年後老婆被槍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自此,弗朗西斯科的酗酒問題更加嚴重,孩子們擔心他的健康,求他回到危地馬拉,但他更喜歡呆在紐約。『我把我掙的那點錢都給了孩子們,他們中的四個已經成年,但還有兩個才十幾歲,他們的媽媽死後他們由哥哥姐姐們照顧。』他說。

弗朗西斯科只是這個近年來迅速增長的社區裡的一員,按照法律紐約市的法庭、學校和政府辦公室必須向不諳英語的人提供翻譯服務,這些移民的增長給市府機構的翻譯服務帶來了新的需求。『紐約市的法庭已經注意到正在增長的新語種翻譯的需求,但這些語種的翻譯人員十分有限,司法系統必須到外地尋求翻譯。』語言學家Charlie Uruchima說。

Uruchima說常見語言的翻譯人員必須要獲得證書才能為法庭提供翻譯,要獲得證書就必須接受關於司法用語的特殊培訓,但翻譯這些司法用語很具挑戰性。『很多法律用語,那些在英語和西班牙語裡面存在的詞和概念,在原住民語言中根本找不到對應。』他舉例說比如『家庭暴力』這個詞在楚亞語中根本就不存在。『很多時候只能翻譯個大概意思,無法直接翻譯。』

Uruchima說最理想的莫過於將原住民語言直接翻譯成英語,但大部分原住民語言翻譯人員只能將他們的母語翻譯成西班牙語,再由另一個翻譯把西班牙語轉換為英語。『這樣的過程中一定會增加錯誤和不准確的地方,法官最終聽到的信息可能是錯的,很少有原住民語言翻譯可以直接翻譯成英語。』他說。

秘魯移民Doris Loayza從2009年起在皇后區家庭法庭擔任楚亞語轉英語的翻譯,她解釋說,其實講楚亞語的人不少,但很多是無身份移民,因身份限制不能出任正式翻譯。另外,很多講原住民語言的人不願意在自己人被關監的案件中擔任翻譯,『他們不想受制於法庭規定,因為他們的文化要求他們要忠於和保全自己的社區。』她說。

另一個影響講楚亞語的移民上庭的因素是他們習慣冗長的敘事,『我當翻譯後做的第一樁案子裡,當法官問受害人她有沒有叫警察時,她無法用是或否來回答,她必須要從頭開始細細道來,但在法庭上這樣的敘事方法很讓人撓頭,因為法官需要明確具體的答案。』Loayza說。

但她並不認為問題在於法官們對原住民文化缺乏尊重,『很多法官是第一次聽到原住民語言,這或許看上去匪夷所思,不過他們其實對我們的文化很感興趣。』她說。針對弗朗西斯科的案子,Loaya補充說,一些以原住民語為母語的人喜歡說他們講西班牙語,雖然他們可能根本聽不懂。『大部分西班牙語翻譯都來自加勒比地區,原住民聽不懂他們的口音,法庭最後還是要請原住民語翻譯幫忙,這是法律。但即使是這樣,很多原住民仍然堅持說西班牙語,他們有權利這樣做,這是個非常複雜的情況。』她說。

八年前移民來美的Loayza現在正在製作一部關於布朗士的楚亞移民社區的紀錄片,她至今已經在皇后區家庭法庭翻譯過五樁案子,並去波士頓翻譯過一樁案子。皇后區法庭通過一個社區組織找到了她,正是因為他們缺乏翻譯。雖然她可以勝任工作,但當市特殊翻譯辦公室請她把自己的資料輸到全國翻譯人才數據庫裡時,她卻無法從命,因為輸入資料的人需要有翻譯證書。

Doris Loayza (Photo by Zaira Cortés攝)

Doris Loayza (Photo by Zaira Cortés攝)

『沒有研究機構或大學可以為我的技能發證書,我無法證明我有足夠的資格在法庭上服務,沒有任何培訓項目是針對楚亞語或其他原住民語言的法律詞彙的。』她說。

另一個問題是紐約市的法庭系統並不清楚原住民語言隨著原住民所屬的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很多變化。『法庭遇到他們認為是來自安達斯山區國家的當事人就會聯繫我,但大部分的案子裡,當事人說的是厄瓜多爾的楚亞語。』Loayza說。她自己的母語則是秘魯北部的楚亞語,只是後來在紐約大學學了一些南部方言。

『南方楚亞語是一種混合語,我可以聽懂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人的話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文化和地理地區,我在秘魯北部的安喀什地區長大,從小講兩種語言,但這些語言之間的差別簡直就像西班牙語和法語的區別那麼大。』她說。

米克斯德克語也是同樣的情況,這種墨西哥原住民的語言在不同的地區也不大一樣,墨西哥西海岸的格里拉地區、中部的普博拉地區和南部的奧西卡地區人們講的米克斯德克語都有差別。『在墨西哥有68類原著民語言,它們衍生出的變種語言有364種之多。其中米克斯德克語和納華特語是在紐約翻譯需求最大的兩種。我們需要各變種語言的翻譯,但他們很難找到。』墨西哥文化組織『格鬥』的總監Carlos Aguirre解釋說。

根據報告,2011年有七萬名原住民移民居住在紐約,其中四萬名來自拉丁美洲,比十年前增長了70%。但實際人口可能比這些從美國人口普查得來的數據更高。墨西哥駐紐約領事館2013年發布的一份研究估計大紐約地區有100萬墨西哥移民,其中17.3%講至少一種原住民語言,這就是17萬3000人。

接受本文採訪的專家們表示,對原住民社區的人口增長缺乏精確的統計也是向他們提供翻譯服務的一個障礙。『我們需要數據來顯示原住民說什麼語言以及住在哪裡。』Aguirre說,他指出很多原住民社區都是隱形社區。『你要是把原住民計算在拉美移民的社區裡,就沖淡了這些社區的多元性,如果你是拉丁裔,美國的系統就會默認你說西班牙語。』他說。『市府部門對拉美原住民的存在缺乏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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